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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寧作家網原網站入口
                                            后鄉土時期的鄉村鏡像
                                            來源:2013年12月16日《文藝報》 | 作者:韓傳喜  時間: 2020-04-20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鄉土文明歷史悠久,鄉村意識根深蒂固。作為社會和時代的一面鏡子,中國新文學對這種鄉土文明和鄉村意識有著深刻的書寫,鄉土文學亦曾盛極一時。從魯迅到沈從文,再到趙樹理,及至柳青、梁斌,中國的鄉土文學或揭示蒙昧,或返歸自然,或改良人生,或觸及歷史,無論側重點如何,大都表現一種近乎原始的封閉的前鄉土時期的鄉村鏡像,儼然一幅幅前鄉土時期的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但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和城市化的推進,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傳統的鄉土意識和鄉村文化心理結構亦有了較大改變,鄉土作為一種靜態的農業文明已經走向瓦解,中國逐漸進入了一個后鄉土時期。后鄉土時期的鄉村呈現出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的關注理應成為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上У氖?,近年來中國文學對這種后鄉土時期的鄉村書寫仍遠遠不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陳斌先的小說顯示出了自己獨特的價值。

                                              陳斌先的小說大都是鄉村題材小說,或者說他的小說大都有著共同的鄉村文化背景和氛圍,通過這些小說,他幾乎是全景式地向我們展示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的鄉村發展史,展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期鄉村文化的特質。從題材來看,他的小說集中突顯了鄉村變革進程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展示了社會變革給鄉村所帶來的陣痛,以及變革時代人們內在心靈的委婉曲折與波瀾激蕩。如《吹不響的哨子》寫了土地流轉問題,《鐵木社》寫了下崗職工養老保險問題,《天街咋就恁么長》寫了城鄉底層人民生存問題,《天?!穼懥肃l村道德問題,《響郢》寫了鄉村族群問題,《鄉村大客戶》寫了鄉村干部擔當問題,《秀秀這個娃》寫了鄉下人進城與農民階層分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互為參照,匯成復調,構成了后鄉土時期的鄉村鏡像。事實上,在陳斌先的小說世界里,小城鎮與鄉村的界限已經被消弭掉,在后鄉土時期被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現代鄉村”。即使像《鐵木社》這樣表現小城鎮底層職工生活的小說,以及《誰把誰的眼淚擦干》這樣表現當下快餐文化現實生活中年輕人的愛情態度問題的小說,在文化氛圍上也都體現出明顯的鄉土文化的暈染,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鄉村題材小說的補充和延展。  陳斌先鄉村題材小說背后的問題指向涉及土地所有制和勞動分配方式,也涉及農民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的價值觀、榮辱觀甚至基本的生活道德。陳斌先對這些問題的關注,首先源于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作家的寫作既是自我內心世界的敞開,又是社會問題意識的表達,而有沒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作家寫作的質量。當然,這種現實關懷和問題意識必然包含了作家對特定時代和社會的思考,對身處于這一時代和社會中的人的審視,以及作家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心靈感受。

                                              陳斌先的鄉村題材小說有著明確的問題意識,卻沒有寫成社會調查報告,也沒有寫成政治歷史實錄,而是有著足夠的文學趣味,這一點難能可貴。相比物質層面的變革,精神層面的變化要緩慢一些,復雜一些,因此,陳斌先將重大的鄉村變革設置為小說的背景,著重書寫了在鄉村變革中人們的精神狀態,寫出了在城與鄉、新與舊、保守與變革、落后與進步這些命題面前鄉民們精神上的矛盾、困惑、痛苦與掙扎。正是基于這樣的藝術處理,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故事,看到了人物,看到了美感,而不再是社會變革的機械呈現??梢钥闯?,陳斌先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他的每篇小說都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在敘事上又各有千秋。比如《鐵木社》在敘事處理上就相當精妙。作家沒有選擇宏大的敘事架構,而是如魯迅提倡的那樣“開口要小,挖掘要深”,以一個小縣城輕紡協會下屬鐵木社職工低保和養老保險問題如何解決為切入點,從中窺見社會變革時代的歷史遺存、現實問題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小說圍繞何建與鐵木社老職工的矛盾糾葛展開,細致而豐富地呈現了這一社會問題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短旖终晚ッ撮L》寫出了天街在時代變革的浪潮中由盛而衰,以及在這一時代更迭中底層人們的生存遭際與命運沉浮,故事在平靜的敘述中展開,意味雋永,引人深思?!缎阈氵@個娃呀》中秀秀進城務工后的生活道路從一個側面展現了農民階層的分化,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令人唏噓。

                                              陳斌先的鄉村題材小說不乏精彩的故事,更有真實的人物,這些人物豐富、立體、飽滿。如《吹不響的哨子》中的黃癟子,作為一個老隊長,他一生呵護集體經濟,曾經也有過堅定的信念,但在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革面前,他的舊觀念已不合時宜,而他自己又無力逆轉,于是產生了巨大的精神困頓。在激劇的鄉村變革中,年輕一代農民往往能夠更為容易地轉變原有觀念,較快地適應新的時代要求;而老一代農民這種轉變和適應則要緩慢和艱難得多,黃癟子對集體經濟的依戀與悵然若失,對新生事物的抗爭與無能為力,他精神上的堅持和固執,糾結與動搖,等等,都是非常真實的?!俄戂分械难制ひ驗槎遗c廖家的恩恩怨怨而延宕了婚姻和幸福,他的幾十年的人生在充滿期待中度過,這中間有堅持和抗爭,也有無奈和失落;有瞬間的喜悅,也有沉重的傷感,所有這些精神世界的“?!迸c“變”都讓我們可感可觸?!短旃贰分械奶旃肥青l村富裕后一類農民的典型,《天?!分械奶雍吞由┮捕夹蜗笊鷦?,他們的精神面貌、內在心靈同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能夠進入小說中的故事與人物,一定是作家心靈感受過的與生命體驗過的,而感受與體驗的方式又與作家的寫作身份緊密相關。陳斌先有著獨特的復合身份,他長期在縣鄉政府機關工作、生活,對筆下的鄉村人物異常熟悉;他同時又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有著更為敏感細膩的感受與體驗。讀他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鄉村生活的親歷者和見證人穿行于故事中,并向我們娓娓道來,真切而自然。也許正是有著這種獨特的復合身份,陳斌先對社會現實既葆有一種強烈的問題意識,同時又會做出審美的觀照,現實的和審美的雙重人生圖式往往會疊影于作家的思想深處,形成了他特有的文學視閾。文學其實也是一種信仰,一種和政治、宗教類似的信仰。當下,文學邊緣化的處境較為明顯,瞬間消費和享樂主義成為時尚,在這種時代浪潮裹挾之下,仍然能夠熱愛文學并堅持寫作,自然需要一種強大的理想主義信念作為支撐,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學信仰??梢韵胂?,面對多元文化與價值沖突,我們有著獨特復合身份的作家內在心靈肯定會有著極大的焦慮,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此消彼長,互相撕扯。而對于縣鄉政府干部和作家兩個主要社會身份,陳斌先在內心深處應該更認同后者,縣鄉政府干部身份是短暫的、階段性的,而作家身份則是長久的、伴隨他一生的。這種身份認同直接影響了他作品的價值取向與人物塑造,尤其是小說的理想主義色彩。

                                            ?  陳斌先的鄉村題材小說價值指向都是美好的,這些小說盡管大都飽含著隱憂,結局卻并不悲觀?!洞挡豁懙纳谧印分悬S癟子的思想工作終于做通;《天?!分刑由┮蛱拥呐R終遺言而轉變了拜金心理;《天街咋就恁么長》中天街人在二娥的殯葬中同心向善;《鄉村大客戶》中王麻子與大丫頭的矛盾最終得到解決;《響郢》中妖怪皮與董青最后攜手沉醉在無限的感傷與感動中?,F實生活中有太多的矛盾和無奈,痛苦和掙扎,陳斌先通過文學的形式把這些問題呈現出來,并試圖引導人們超越這些困境,從而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當然,這也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文學無論是呈現真善美,還是假惡丑,最終都是告訴人們,美好自由的生活是可貴的,我們應該對人生、生命和存在加以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陳斌先筆下沒有大奸大惡之人,更多的都是小人物,那些農民自不待言,大都是可同情可理解的,而那些鄉村干部,也不是傳統的蓋世英雄或現代的卡里斯馬,只不過都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勉力前行的小領導。陳斌先為中國文學貢獻的這一系列后鄉土時期的鄉村干部形象尤其值得重視,在這些干部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一種擔當意識,同樣也看到了一種理想主義。比如《鄉村大客戶》把農民比喻為大客戶,鄉村干部就是為大客戶服務的人?!班l村大客戶”不是一個簡單的新潮命名,而是寄予了作家對社會轉型時期鄉村干部如何擔當與奉獻的深刻思考?!洞挡豁懙纳谧印分械泥l黨委書記有擔當意識,再難的問題最終都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相比之下,《天狗》中的鄉村干部沒有擔當意識,問題則會變得越來越棘手。鄉村干部形象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鐵木社》中的何健。與其他鄉村干部一樣,何健也不是一個橫空出世、風云際會、盡顯英雄本色的現代卡里斯馬人物,而是一個在社會變革中勉力前行的小人物。作為小縣城輕紡協會的會長,上任伊始,他便面臨著嚴重的工作困局,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回避問題知難而退,而是積極擔當迎難而上??梢哉f,在這些鄉村干部身上,寄予了作家無限的期望,他熟悉這樣的生活這樣的人物,也深知這些問題的解決并非易事,但在內心深處仍然希望這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價值訴求,他的小說才更多地采用了這種理想主義的藝術處理。在小說中,鄉村干部面臨的問題最終基本上都得到了解決或矛盾暫時有了緩解,《吹不響的哨子》、《鄉村大客戶》、《鐵木社》、《天狗》均是如此。事實上,這是作家對我們的主人公的一種同情式安置,為民請命的擔當意識構成了作家的主體觀念和作品的精神內核,應該說這種處理方式明顯帶有一種理想色彩,但卻不是一種烏托邦妄想,甚至于這種理想主義背后還存有一些悲情的成分。因為后鄉土時期的鄉村社會問題較之城市可能更為復雜,雖然在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沖突中,那種凝固的鄉村文化在洶涌而至的現代浪潮面前已經土崩瓦解,但鄉村文化的原始根性卻并沒有蕩然無存,多元的文化構成使得“現代鄉村”面臨著更多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接下來也會有更多更為艱巨的難題在等待著鄉村干部們去解決,今后的路他們能否順利走下來,我們都異常明了,理想主義這根拐杖恐怕難以支撐。

                                              陳斌先的鄉村題材小說逐漸形成了自身的風格,他對后鄉土時期鄉村鏡像的書寫也值得充分肯定,但作家本人需要警惕的是,鄉村題材小說寫多了,難免重復自己,極易出現模式化傾向,在敘事模式和表現手法等方面都有可能出現雷同,這樣就需要作家在題材的意蘊層面進一步開掘,在人性探索和文化反思等方面繼續深入,在小說的格局上逐漸由輕靈走向深沉,由平實素樸走向大氣磅礴,從而呈現鄉土文學更多的藝術質素,開拓出一片更為開闊的文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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